台湾“一代文枭”柏杨回内地，他的外孙曹晋阳特意从西安赶去看他，还带了本《食色性也——柏杨纵谈男女》请他签名，柏杨一看：是盗版书。他夫人张香华再细看，封面英文还是黄色淫秽用语。
陈映真各地签名售书，最初发现是盗版就拒签，后来见这样拒绝的读者太多，改为收回读者手中的盗版书，送一本正版签名本。最近在北京，她自带的一包书送完了，还有读者来，她为难间，为其签道：“此书系盗版书，陈映真”。
我国盗版之猖獗，几乎到了为所欲为的地步，也已成了书商、出版社、管理人员和读者之间一个公开的秘密。以前人们理解的盗版书，是那种封面模糊、用纸极糙、错字满篇、成段重复或漏行、内容非暴力（武侠）即黄的，而如今，铁“盗”游击队员们鸟枪换大炮，翻拍得错字极少，激光扫描图片精美，装帧用纸颇为考究，而且内容也并不都是低俗的，学术书、党员学习材料、工具书都在被盗之列。
“武器”精良了不说，自身战斗力也在提高，以前是热一本盗一本的“追尾盗版”，现在有了改头换面的“魔术盗版”和无中生有的空手道。徐小斌的三篇小说《双鱼星座》、《李尔的微笑》和《敦煌遗梦》被改为“陈希同的三次艳遇”、“陈希同、王宝森和他们的女人”、“陈希同夫人的内心独白”等等在一家盗版杂志上发表，被《广东商报》、《购物导报》等多家报纸转载，如今，28元一本的《天意》还在各地摊出没。杨佩谨的《浣纱王后》、张抗抗的《情爱画廊》都曾被作为“台湾席绢著”公之于世，最绝的是余秋雨在报上痛斥《文明的碎片》、《山居笔记》被盗版时，顺便透露下一步打算写部《霜天话语》，话音刚落，外头已有《霜天话语》在出售，而此时，未完的手稿还在作者手中呢，着实让人开了回眼界。
圈子里的书商们，“道行”有深浅，故手段也有高低。最牛的一种，有“特铁”的出版社，有“特别能战斗”的印刷厂，有固定且保险的发行渠道，只需住在星级宾馆里方方面面打电话。最次的一种近乎流氓，自己有小印刷厂，几台机器，也不注册，任何手续不办就印，再从二渠道发。北京的二渠道每年还有聚会，互相交流经验和教训，俨然训练有素。前几年抓到的朝阳区洼里乡飞达印刷厂盗印《金庸作品集》、《黑妹》（码洋143．44万元）即属此类。在盗版过程中，有的出版社成了受害者和替死鬼，像年前黑龙江人民出版社被冒名盗印《家春秋》，该社连风声都不知；再如上文所说的《浣纱王后》是盗用广西民族出版社1995年《巫蛊方术之祸》的书号印刷的，前头还正而八经加了个“晓愚”应出版社之邀写的序言《还你一个真正的席绢》，把广西民族出版社和读者都大大地“愚”弄了一回。也有的出版社内部工作人员有与书商勾结的嫌疑，比如上文所述盗取徐小斌作品的《天意》标明由新疆大学出版社出版，今年9月2日，该社在《新闻出版报》发表“严正声明”，称《天意》等几本书是盗用该社名义出版。但细追下去，该书责编贺孟嘉曾是该社工作人员，他4月辞职，而书是6月盗版，时隔仅2个月。还有一种，是出版社自己盗版，连书商都被一脚踢开了。几年前迟子建与沈阳出版社签约出版其《晨钟响彻黄昏》一书，该社推出一个版本后，又推出另一个以裸女为封面的版本，书中加了个肉艳的而文不对题的内容简介，正文最开头又加了段“他带她到卧室，急于占有她……”的详细描写，这是典型的自己盗自己版。再有就是最近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套“中国当代情爱伦理作品书系”十本，选编了十多名作家的中篇小说，没有一个人知道，要不是作家田柯上回在劳动人民文化宫逛特价书市遭遇上，便无人知晓。此套书受害最重的作者之一邱华栋，被选了4个中篇20万字，其中一本《天使的洁白》还标着“邱华栋等著”。邱华栋说，该社已作出口头承诺，前五册按每千字百元追付稿酬，但目前并无实际行动，也无后五册的处理方案。从上述情况看，盗版者绝不仅仅是书商的代名词。
显而易见，盗版风行，全在利益二字，简言之：盗版不用付版税稿酬，不用付责编费、校对费，如一套《徐小斌文集》正规出版成本一二十万元，盗版加上印刷、用纸不过几千元，而标价是一样的。对于批发零售商来说，正规书怎么也得6折进，盗版的则只有三四折。读者有的不分辨，有的心里知道，但盗版本有些质量不差，价格也低，而且无孔不入，购买方便，对于只为看个新鲜、不为收藏的读者来说还是很有诱惑力的。这样一来，从头到尾，一路畅通。在此之外，还有一个密不透风的荫蔽网：地方保护主义。人民文学出版社曾派人下去查盗版书，当地有关人员传达了“三不”政策：不认识、不接待、不配合。社里的人不是执法人员，下去后又瞎又聋，什么也干不了。作家权益保障委员会曾为张贤亮作品被盗辗转宁夏、青海等地，最后人也逮到了，钱也赔了，权保会的负责人临走再三吩咐青海省版权处（现在改局）销毁盗版软片。软片成本高，再制也不容易。但权保会的人前脚刚走，青海的印刷机器又转动起来，销毁软片？这不是自断财路吗？
这一类的认识、理论还不少：
——知识侵权，算是智力扶贫，共同富裕嘛。
——盗版只要不粗制滥造，还可以更广泛地传播知识、增加作者知名度，等于给正版书做宣传。
——只要不是黄书，无利也无害，何苦砸别人饭碗，何况还给地方财政作贡献。
——正版书贵，批不到，盗版的折扣又大，发货还快。
……
如此看来，盗版书倒是左右逢源了，地方政府有自己的想法。出版社呢，有的是求之不得，混水摸鱼；有想自己追查的，那真是“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”，书商的联系往往只是一个呼机号，一个手机号，天南地北，游刃有余，你永远跟不上他的步伐，加上“敌进我退，敌驻我扰，敌疲我打”，让你疲于奔命，昏头转向。更有甚者，上海译文出版社曾派一名女士去追查盗版，结果被一棒打昏在地。打官司吧，成本太高，时间精力人力物力都赔不起，就算查了，盗版的利润和罚款也归地方财政，出版社不过“赔钱赚吆喝”。而且现在被盗最多的是黑龙江、青海、新疆等边远地区的出版社，地处偏僻、交通不便、财力有限，查处盗版实在是心有余力不足。有的出版社在被盗版后只能登报一纸“申明”与我无关，又等于开了盗版的方便之门。作家权益保障委员会十余年来虽然做了大量的工作，为作家追回稿酬140多万元，但它只是一个民间组织，没有搜捕证也没有执法权。打击盗版，真正的工作还需政府来做。
别看盗版者神通广大，为所欲为，真正要抓，绝非不可能。作家权保会认为，杜绝盗版，一在印刷，二在发行。指导思想是：盗版流水生产线上的各环节不是图利吗？那就狠狠地罚，罚它个倾家荡产，永世不得翻身。12年前赵忠祥《岁月随想》在发行到76万册时，发现有6种盗版版本，后来追查下去，抓了个印刷厂厂长魏思启。如今国家批准的定点印刷厂有2000多家，但民间远不只这个数。石家庄、武汉、长沙，还有山西等地，常常是一个县就有几十上百家黑厂，它们是炮制盗版书的源头，抓印刷，等于堵源。
至于发行，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兼知识产权庭庭长宿迟申称：销售盗版制品应负侵权责任。目前的发行状况实在令人堪忧。柏杨外孙曹晋阳的书就是从当地新华书店买的，他买了外公的几十个本子的书，分不清真假，在新华书店每看到一本，只以为是外公又出了新版本。而北京家乐福商场现在仍在公然销售柏杨、刘墉的盗版书。针对这种情况，有人呼吁通过一个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》那样的罚款条例，消费者尽可以像王海那样买盗版本，买一本索赔两倍甚至更多的书款，直罚得无人敢进货，盗版书没处卖。前不久北京市进行的一次打击行动中，一个年轻的女摊主因出售一本盗版书，一罚就是几千，她一算，这笔买卖赔大了。记者问时，她说，以后再不进盗版书了。抓发行，等于截流。
所幸的是，我们的法制建设正在发展和完善。早在1950年我国就颁布了第一个保护著作权法令，《著作权法》、《关于惩治侵犯著作权的犯罪决定》也相继出台。1996年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一次将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列入其中，盗版是侵犯著作权、是犯罪。在本文将发排之际，又传来两个好消息。一个消息是，邱华平因1995年至1996年底盗印商务印书馆的《现代汉语词典》、《现代汉语词典》（修订本）、《新华字典》、《古汉语常用字字典》等共20余万册，非法营销总额达230余万元，根据《刑法》十二条，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侵犯著作权的犯罪的决定》，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，处罚金30万元，这是我国第一例因侵犯知识产权被判刑的案例。另一个消息是，继上海之后，北京即将成立“反盗版联盟”，专门从事此项工作，希望有一天能爆出一条新闻来：某作家把盗版其文学作品的书商给告“进去”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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